教育事业的蒸蒸日上 折射出家庭教育焦虑
来源：江南官网app下载 时间：2023-07-30
当前，在我国的教育产业和事业发展中，校外培训机构、教育科技企业等新型教育供给者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在线教育、虚拟学校等由互联网技术发展带来的教育供给新方式、新形态也迅速蔓延，并由此带来了整个教育行业组织形式的改变。近日，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2020）——基础教育》（以下简称报告），以上教育行业的新兴形式都被称为“新业态”。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该报告主编王蓉在发布会上表示，在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背景下，教育选择自由将成为很高比例的较高收入家庭重要的公共政策诉求。如果高收入家庭的这种诉求能够得到维系或者鼓励，将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损害教育平等，拉大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受教育质量的差距；而如果为了维系教育平等、拒绝这种诉求，则将直接影响中高收入家庭“对高质量、个性化教育的需求”的满足。
基于这些新兴教育市场出现的问题与矛盾，该报告对教育新业态的发展现状、作用、影响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实证研究，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与建议。
民办学校
高收入群体有更高的差异化教育需求
近年来，我国民办教育发展迅速。从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至2020年，各级各类民办学校的在校学生数由1004.73万人增长至4806.23万人，增长了3.78倍。民办学校学生数占全国在校生人数的比例则由5.34%增长至18.94%。
根据2015年的各省民办学校事业发展数据和2020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该报告研究者对比分析后发现，在义务教育阶段，有较高比例的来自中高收入家庭的学生离开公立教育系统，就读于民办学校。对此，报告指出，这昭示了我国新时代的教育政策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是取得关于教育政策的社会共识。
2020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绝大多数民办小学和民办初中的校内收费均为每年数千元，收费最高的25%的民办初中和小学，平均年度收费高达数万元。尤其在一线城市，50%以上的民办小学和民办初中每年校内收费过万元；校内收费最高的25%的民办初中平均收费为6万元以上，远高于其他城市。
研究者分析，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教育购*力增强，教育需求也更加多元，对民办教育的需求增加，因此民办小学和民办初中的学生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例如，我国一线城市民办小学和初中的学生比例最高，13%的学生就读于民办小学，26%的学生就读于民办初中。在其他城市和农村地区，民办小学的学生比例均低于8%，民办初中的学生比例在10%左右。
另外，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随着家庭人均消费的提高，学生选*办学校的比例在提高，并且所选民办学校的校内收费也在提高。报告分析，这一现象表明，在义务教育阶段，相较于公办学校而言，民办学校的主要功能是满足高收入群体的差异化教育需求。就读于民办学校虽然意味着更多的教育支出，但可能接受到多元化的、高质量的教育。
当前，在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收入差距拉大的背景下，报告认为，教育选择自由将成为很高比例的较高收入家庭的一种重要公共政策诉求。因此，当前需要正视将教育选择作为一类政策目标的合理性基础，来满足人民“对高质量、个性化教育的需求”的要求。与此同时，报告还认为，教育部门应该关注教育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设计平衡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发展的公共政策，考虑每一教育主体对于其他主体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
针对当前民办教育的发展态势，该报告建议，公办学校应该被赋予更多的自*，如此才能拥有真正抗衡民办学校的竞争力；而民办学校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如此才能维系其生存的可持续性。
在民办教育中，国际学校是计划走出国留学之路的特殊一类，也是满足学生差异化教育需求的典型代表。近年来，随着我国出国留学整体呈现的低龄化、平民化和常态化趋势，就读于国际学校的中小学人数也在持续攀升。对于教育行业的这一发展态势，研究者认为，国际教育快速发展体现了教育供给的全球化以及我国民众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教育资源的主动能力和主动意识，这对我国教育系统带来的冲击是深远的、长期的，不可小觑。
校外培训
家长的教育焦虑与期望转化为付费冲动
我国校外培训也在持续升温。通过对比分析，该研究提出，课外补习行业十余年快速发展背后的原因，是义务教育阶段素质教育均衡性与高等优质教育资源竞争性的断裂。在家庭对优质资源的巨大需求下，课外补习机构通过花样营销手段引导家长的焦虑与期望转化为付费冲动，完成生源与资金的积累。
根据2020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我国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总体参与率为48.3%，包括参加学科补习或兴趣扩展类培训，参与校外培训的学生平均支出约为5616元，平摊的生均支出为2697元。根据各层级在校生的规模估计，全国校外培训行业总体规模达到4900多亿元。
从家庭背景来看，随着家庭经济实力的增强，学科补习和兴趣拓展类校外培训的参与率都呈上升趋势；随着父母学历的提高，学生校外培训的参与率也随之上升。然而，从校外培训的参与率、参与时间和支出来看，均以学科补习和应试为主。从补习的供给方来看，由商业公司提供的学科补习占30%左右。
数据显示，校外培训在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在生均支出方面，我国东北部地区最高，每年平均支出达到4357元；其次为东部地区，每年平均支出为3592元；而中部地区为1970元，西部地区为1806元，都不及东北部地区的一半。城乡之间也差异较大，农村学生的每年校外培训平均支出为419元，城市学生则高达3710元，为农村学生的近9倍。
另外，根据不同收入家庭的数据，该研究还发现，家庭年消费水平在前25%的生均校外培训支出每年为8824元，是家庭年消费水平最低的后25%学生的近6倍。而年消费支出最高的前5%家庭生均校外培训支出每年为14372元，是最低的后5%家庭生均校外培训支出的约20倍。
就不同学段的差异来看，全国范围内小学生学科补习的参与率为33.4%，初中生为43.7%，高中生为48.2%。一些地区（如东北部地区）小学生学科补习的参与率在50%以上，初中阶段的参与率高于高中阶段。而且，中部地区和一线城市的初中阶段学科补习参与率也呈现类似的情况。
报告分析，校外培训可能会加剧教育不公平，但不能简单地将其影响机制理解为由于弱势家庭不能负担校外培训的费用从而直接造成不公平。富裕家庭往往有多种渠道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比如通过*房择校，进入优质的公办或民办学校等；而弱势家庭如果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投资校外培训，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学生从教育中获得更高收益的可能性。
对此，报告建议，政策制定者如果试图制定有效的干预政策以解决校外培训可能带来的教育不公平，则需全盘考虑不同学生群体选择校外培训的动因，以及培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相关部门应规范校外培训市场、引导校外培训行业理性发展、降低补习对学生和教育体系的负面影响、发挥正向作用。
教育信息化
教育技术尚未成为中心性、主导性的改革力量
“信息技术是数字化时代为教育带来的又一次创新的契机。”报告指出，教育信息化已经成为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推动教育创新的重要举措，尤其是资源匮乏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借助互联网弥合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
然而，现有信息技术所具备的信息采集、传递、分析与呈现能力还不足以承载这些长期目标，还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实践与探索。在深入各地的实地调研后，研究者发现，地方*在信息化发展过程中承担了主要的投入和建设责任。公用经费、教育费附加和省、市、县设立的教育信息化专项经费成为了中小学推进教育信息化的主要经费来源。尤其在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建立之后，由于地方*财力有限，中小学信息化的投入大量依靠地方*和中心学校统筹使用公用经费。
研究发现，无论是各类专项资金、融资租赁，还是日常公用经费中的信息化支出，大部分资金都流向了网络环境和硬件设备的搭建、运转及维护。信息化投入重在“建、配、管”，而轻在“用、研”，尤其缺乏在数字资源和人员上的投入。而且，在目前基础教育财政体制下，拨款严格以行政管理、人员编制和项目为中心，而不是以学校和学生为中心，也导致了教育信息化产品和服务的采购者与使用者分离，信息中心和电教装备部门负责采购招标，不能很好地贴近使用者的需求。此外，报告指出，随着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对学校财政性经费使用范围和结构的监管逐渐加强，而公用经费的统筹使用又挤压了学校自主支配经费的空间，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校对数字资源和服务的需求及购*能力。
近年来，教育科技类企业已成为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有力支持者。教育科技企业可以针对特定的教育项目，对教育过程进行更加精细的拆解和专业化分工，按照资源、教、学、练、测、评、管理、招生等各个环节进行业务布局，解构传统教育，并形成了教育产业链。
报告指出，在业态变迁和供给侧改革的视角下，各供给主体在“怎么提供服务”与“提供什么服务”这两个维度上的变革推动力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在教育领域，这两个维度对应的就是“怎么教”和“教什么”的问题。相较于“教什么”，教育技术力量在“怎么教”这一维度上发挥影响可能更为容易。然而，在固化的课程结构和固定的教材、固定的课时及其背后统一的制度安排，包括国家统一的教材制度和高考制度下，教育信息化的应用也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
对此，王蓉认为，当前教育技术变革促使新型教育服务模式产生发展的影响力、促使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影响力，虽然已经初见端倪，但仍然是局部性的。教育技术尚没有成为中心性、主导性的改革力量。如何进一步推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教与学的创新，仍然是一个有挑战性的命题。
政策建议
建设一批“高原式”而非少数“高峰式”的教育机构
通过对我国民办教育、国际学校、校外培训、教育信息化等教育新业态的调查和分析，该研究发现，当前的教育新业态的各个主体，包括校外培训机构、部分民办学校和教育科技企业，在满足人民对高质量、个性化教育的需求方面确实具有潜力，但当前它们首要的作用是满足甚至调动人们对于教育“位置物品”的需求和焦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如果放在教育领域，这种矛盾则体现为人民对高质量、个性化的教育服务的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不充足、分布不平衡之间的矛盾。该报告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教育领域中更多体现为人民对于教育的位置物品属性的觉醒和追求，这种觉醒和追求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和集体的心理焦虑，其表象并不美好。由此也可能导致不同收入家庭之间教育“鸿沟”的加深。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影响深远的教育供需问题？报告认为，首先需要解决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均衡发展问题。王蓉分析，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国基础教育一直努力贯彻均衡发展的政策，但是在高中阶段实施“普职分流”的政策、在普通高中领域“超级高中”现象在各地区泛滥，高等教育领域通过“985”“211”和当今的“双一流”项目实施重点支持的政策，这导致优质高中、优质高校的入学机会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竞争压力一直涓滴到基础教育的各个层级。
因此，在政策层面，报告建议，原则上应该切实减少市场力量带来的对于教育体系的筛选功能和发展功能均衡的破坏性影响，减少其鼓动和增加老百姓“教育位置需求”焦虑的主动作为空间，显著扩大普通高中和本科教育优质资源的供给，减少高等教育、高中教育机构之间的过度分化，适度遏制“拔尖”建设的政策冲动。只有建设一大批“高原式”而不是少数几个“高峰式”教育机构，才能真正解决教育的供需矛盾。从教育财政政策角度，报告指出，只有继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才能为上述的事业发展目标提供保障基础。在现有教育财政投入的格局下，未来要更加重视对高中和普通本科高校的财政投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