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野”史(中山大学趣事)

来源：江南官网app下载时间：2023-12-31

长期以来，中山大学在江湖中流传着许多传说，

比如关于双鸭山与魔法学院的调侃，

比如从永芳堂到岭南堂的鬼神风水志怪，

比如因为校区多而制造异地恋的吐槽......

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中大的“野”史：

位于现华南理工大学北区贺兰山上的国立中山大学校训石

中山大学前史

中大的历史其实可以很长很长，

比如可以追溯到1835年，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创立岭南大学医学院，即中山医科大学的前身；

比如可以追溯到1887年，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医生于广州创办格致书院，后发展为私立岭南大学；

比如可以追溯到1908年，

广东光华医学堂成立。

不过中大最后把时间定格在1924年。

这一年，孙中山先生以陆海军大元帅的名义下令创办一武一文两所学校。武校就是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文校就是国立广东大学，主要由当时广东的三所高校组建而成，是我国华南地区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多学科大学。

1924年2月4日，孙中山大元帅府发出关于建校的第一道命令，同一天再发令“派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主任”。到9日给广东省省长廖仲恺令，说已经任命邹鲁为广东大业筹备组主任，请省长“即分别转令各部遵照，嗣后所有用人、行政，悉由该筹备处办理，以归划一，而促进行”。

筹办中，就开始全国招生了。

筹钱不力就撤县长

广东人每买一袋盐四角捐中大

其实当时孙中山的处境并不好，广州城大部分被军阀占据，孙中山所拥有的就是“威望”二字，实际权力渗透很少。这也导致他筹钱办大学的道路曲折坎坷。

1924年3月12日，孙中山给在广东省广州市的各路实权派发出第96号令，训令说，现在要成立国立广东大学，但是缺钱，查“省城得筵席捐开办已有成绩”，现在令“将该捐项以三分之二拨为国立广东大学经费，以三分之一拨为各地教育经费”，并且说“作为定案，永久不得变更”，“无论各机关、各军队如何困难，不准截留”。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广东大学一校的办学经费相当于全省各地教育经费的两倍。

6月7日再次给广东省长发令，国立广东大学拟定开办文、法、理、工、农五科，但是目前筹集有40万元，不足以开办之用，现在请省内各个县来筹措，并请各个县在一个月内完成筹措：

南海、番禺、顺德、东莞、香山、新会、潮安、潮阳、揭阳各两万元；

台山一万；

清远、高要、三水、开平等17个县五千元；

增城四千；

乐昌、饶平等22个县三千；

合浦、灵山两县二千；

从化、翁源等26个县一千元；

乳源、佛冈等11个县五百；

连山、南澳等6个县三百元。

300元也不嫌少。

全省总动员，要求70多个县都要捐款

同时在全省倡导捐款：

只要捐10元，就可以登报鸣谢；

如果捐100元，就列入校史永久纪念；

如果捐1000元，就可以将其十二寸照片悬挂在礼堂上。

捐款2万元的，就可以请大元帅给予“褒辞”。

如果劝捐千元者，比照捐100元之奖励。

到6月10日继续发令，原来指定全省田土业佃保证局收入为高等师范学校经费，但是各地实缴数量不多。现在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又遇到今年收成不错。所以请各个县认真履行。如有办理松懈，协助不力，“即予分别撤惩”。

后来，孙中山又盯上了士敏土厂，这个厂是清朝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时开办的，开办的时候就规定所有收入用于办学。后来土厂被财政部管辖，与士敏土厂相关的北江矿石厂，原来被部队占用，后来也交归花县和英德了。

于是，孙中山在7月16日给财政部长叶恭绰、省长廖仲恺命令说，北江矿石连同士敏土厂的所有收入全部扩充为国立广东大学的经费。

但经费还是不够。9月24日，孙中山给两广盐运使邓泽如发令，拟在省河盐税项目下每一包盐二百斤，代收大洋四角，以作为学校的经费。

到1924年10月6日，孙中山再次下令给20位军政界各部门一把手，“查粤省各县田赋附加地方警学等费”，现规定“除将原有警学各费照额扣除外，其余拨款为国立广东大学经费”，没有列入上一个年度预算的款项， “永远尽数归入大学经费”， “无论军饷如何困难，各机关不得挪用截收，各县也不得以一切债票抵解。”

终于，1924年9月19日国立广东大学正式开学，11月11日举行成立典礼。

孙中山因准备北上，未能照原定计划亲临广东大学成立典礼讲话，于是委托广东省长胡汉民代其向师生致训词，训词为孙中山亲笔题写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孙中山的教育理念浓缩在这句训词中，成为国立广东大学（后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的校训。

先生亲笔题写校训

校庆日：从“双十一”到11.12

国立广东大学为什么选双十一举行典礼？原来，出于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之情，筹委会想在中山先生生日这一天举行成立典礼，并把这一天作为校庆日。然而大家并不清楚孙中山先生的生日是哪一天。先生为了不让大家给他祝寿，从来不对外透露他的生日。后来大家猜测11月11日应该就是中山先生的生日，于是“双十一“便作为校庆日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但其实中山先生的诞辰是11月12日。1951年11月11日，时任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致电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决定将中山大学校庆日改为11月12日，以符合原来的用意。

宋庆龄赞同了这个决定，至此，11月12日作为中山大学的校庆日被最终确定下来。

宋庆龄的回信

“中大之名”：被抢注的商标

现在的中山大学经常因为有4个校区而被吐槽。

但与当年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当年“国立第二中山大学”有7个校区；

而“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多达10个校区，致使开学典礼都无法进行；

国立中山大学成立典礼后两天，孙中山应冯玉祥等邀请离开广州北上；1925年3月12日，先生在北京铁狮子胡同11号行馆逝世。

3月24日，当时的国民党机关报《广州民国日报》上登载了一则新闻，一名叫黄行的国民党党员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建议改国立广东大学为国立中山大学。现在关于黄行的资料几乎没有，不过他首先道出了当时的呼声。

1925年3月30日，廖仲恺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71次会议上正式提议将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1925年8月5日，广东大学第38次校务会议通过决议：将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并呈报国民政府批准。

1926年6月19日，国民政府批准了由褚民谊、陈树人、宋子文、陈公博、蒋介石、许崇清、郭沫若、林伯渠、孙科、蔡元培等40人组成的国立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

1926年8月17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正式将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广东大学改为中山大学后，那时的广州城区图也有明显标识。位于现在的文明路的广东省立图书馆

“中大之名”：被抢注的商标

在广东大学提出的4天之后，另一所大学同样提出改名为中山大学，那就是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建立于1922年，由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而成，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任校长。

上海大学成立时，正值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而蒙难离开广州，留驻上海，筹划改组国民党，培养革命人才，对上海大学甚为关注。他希望上海大学办成“以贯彻吾党之主张，而尽言论之职责”的革命学校。

1924年4月14日，针对上海大学改名的呼声，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对持表示支持。他说，对于这种倡议，他很赞成，并将该意见送到中央执行委员会进行决议。

上海大学没有改成名字，但第二所中大在武汉出现了。

“国立第二中山大学”——现在的武汉大学

1926年11月，湖北政务委员会决定，将国立武昌大学、商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法科大学、医科大学合并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

不久，国民政府为划一纪念孙中山名称，将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改称为国立第二中山大学。此前，“国立中山大学”改称为“国立一中山大学”。

随后，全国出现了“第二中大”、“第三中大”、“第四中大” ………

“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现在的浙江大学

“国立第三中山大学”于1927年6月以筹建中的杭州大学浙江高等学校为基础建立。7月15日正式开办。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时任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蔡元培等人提出“大学院”“大学区制”的改革方案，具体做法是：

在中央设立“中华民国大学院”，取代教育行政委员会，统管全国教育；将全国依省划分为若干大学区，按北伐进军的序次，命名为第一中山大学（广东），第二中山大学（湖北），第三中山大学（浙江），第四中山大学（江苏）……撤销各省教育厅，由各中山大学统管各省教育。

而在1927年8月，改组前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为工学院，前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为农学院，并设立大学行政处，兼理浙江全省教育。

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现在的东南大学

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是于1927年7月9日由东南大学、河南工程大学、上海育才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南京工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南京农校合并于南京而组成的。

由于该校一经成立，即实行大学区制，故规模宏大，共有10个学院。原定于1927年9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由于交通问题至9月26日才开成课，10月7日补行开学典礼。

除上述的几家“中大”外，当时至少还有六间“中大”：

河南中山大学

南昌中山大学

上海中山大学

安徽中山大学

兰州中山大学

西安中山大学

上列多间中山大学，在筹设或成立之时，均与孙中山手创的国立中山大学有密切关系。

大学区实行一段时间之后，大学院（也就是行使教育部的职权）于1928年初在上海议决，将各地中山大学悉易以所在地之名，只留广州第一中山大学以资纪念总理。

这样，国立第一中山大学于1928年2月仍改为国立中山大学。

从这里可以看出，广州的“中山大学”可谓来自不易！

招生往事：上海、南京和北京三地设考点

成立之初的中山大学是如何招生的呢？我们不妨以1929年来了解一下当时的中大。

1929年，中山大学的招生除了在广州本地本校招考外，还在上海、南京和北京三地设立“招考办事所”，“以方便远方学子之欲投考此校者”。

1929年秋季报考中山大学的“本预两科”的学生一共是1500多人，秋季考试是在8月15日开始举行。

第一天的考试科目是“三民主义”和国文，第二天考的科目是英语和数学。

具体的考试情况是这样的：

“三民主义”一共有四道大题，都是论述题，其中第四题有两个题目，只要选择其中之一就可以了。

比如说其中有一道试题是“美法两国革命的成就有什么不同？”

国文也就是现在的语文，有两大部分；国文科目的试题的第一大部分就是作文，而作文一共有三道题目。

作文题目三选一。

就这三道作文题来说，是不是有点难呢？

石牌校园的建立

国立广东大学创办初期，原有校舍“类多颓废，且散布市区，修学既不适宜，发展尤多阻碍。

“按照总理的遗志”，1927—1930年戴季陶任校长期间，即着手建校计划，蒋介石、古应芬、宋子文、孙科、铭枢等亦参与筹建。为使建校计划得以实施，戴季陶多方设法筹集资金，但至1930 年他离任时，国民党中常会议已经通过之款项，但终未能拨付实行。

1932 年，广东的社会经济有了起色，当时主持广东军政的陈济棠也是个热衷于办教育的人，在陈济棠等人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1932 年再次任命邹鲁为校长。

邹鲁再次任国立中大校长后，竭力筹措建校资金，谋划、督办建筑工程，使大规模的建校工程得以实施。陈济棠不愧为“南天王”，在老中大的建设进程中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陈济棠甚至发动全省党政军一人捐献一个月的工资来资助石牌校区的建设。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全国已有西方人创办的教会大学10余所，其“学园”式的校园规划，对中国近代高校校园的规划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

主持石牌校园建设的校长邹鲁，于1923 年辞去广东财政厅厅长职务以“专心办学”。

1928年他环游世界，考察了29 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和校园建设，这对国立中大的办学和石牌校园的规划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石牌校园原为一片荒山，后作为农学院第二农场，面积约180公顷。1928年广州市政府又拨给相邻荒地约400公顷，作为国立中大新校区的一部分。至1936 年校区扩大到806.7 公顷。

石牌校区历经三期工程，校长邹鲁等具体参与了规划设计的全过程，对规划设计起了主导作用。从1933 年3月至1938 年日军侵占广州前，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初步完成了校园建设计划，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愿。

正在建设中的理学院天文数学教室

据查，1932—1949 年期间，在原国立中大石牌校园，曾先后建造了各类建筑和主要构筑物182 座（处），主要分布在校园中心区。

2004年学者郑力鹏带领团队现场勘查核实，存原国立中大石牌校园的建筑和主要构筑物，计有69 座（处），虽然保存的数量仅占原有总数的37.7% ，但包含了各类主要建筑和校园的精华部分。

广东大学及后来的中山大学，都与石牌有着密切的关系。

1925年，广东大学在石牌五山开辟第二农场；

1931年，中山大学在石牌五山地区筹建新校址，占用石牌北部土地约3.5平方公里；

中大当时石牌村与校方签有协议，其中有陂塘中的水为农田灌溉用水，归石牌村使用，每年留3个学位给石牌村民子弟就读中山大学。

由于中山大学与石牌村良好的历史关系，民国时期，中山大学师生在石牌村举办了夜校、识字班。

1934年，石志诚国民小学从潘氏宗祠迁往董氏良湖公祠，并改名为番禺县第四区石牌中心小学，校匾由当时中山大学校长邹鲁题。

1937年，中大举行迁校后规模最大的校运会时，石牌村的的400多农民运动员也参与其中。

中大石牌校区的“钟”形图

中大人进一趟城有多不容易

为修一条路“杠”上广州市政府

国立中山大学搬迁到五山后，面积大了，建筑新了，环境好了，但是交通偏僻了。最明显的表现是，中大的学生进入市区再也不像原来那么方便了。

当时中山大学南门外，也就是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中大校门牌坊这里没有现在的五山路。那时只有一条狭窄的泥泞路，一直到1937年，这条泥泞路才被修筑为较为近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为了修这条路，广州市政府和中山大学互相“推诿”了一年多时间。

当年中山大学进出广州的路线：红色区域就是中大新校区，也就是现在的五山华工和华农。中大人进城需要沿着黑色的箭头，也就是当时叫做阿根廷路和马场路，跨过广九铁路沿着中山公路一直向东，路过石牌村（红色圈），路过杨箕村（黄色圈），最后到达东山口（粉色框）。

中大人进城，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1930年中山大学出发的校车进城的路线又做调整。

早在1936年3月3日，校长邹鲁就给广州市市长刘纪文发函，要求扩宽中大南门外至广九铁路火车站外的一段道路，并铺上花砂石。

事情提出不久后，刘纪文因为陈济棠事件也不得不离开市长岗位，所以事情一直搁置，到了第二年，广州市长已经换成了曾养甫，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又给曾养甫写信，信的主要内容还是要求修中大南门外至广九铁路这一段道路。

这次不光要求扩宽，而且对路面有了更高要求，邹鲁自己对路面想了两个修筑方案，一个是修筑成三合土路面，一个是修筑成沥青路面。

中大之所以屡屡向广州市提出要求，是因为修这条路被纳入“总理遗志”。

按照邹鲁的说法，中山大学是“纪念总理（即孙中山）唯一之学校”，在石牌地区建新校舍是孙中山的遗志，根据原定计划新校舍正在逐步完善，近年来只要财力所及，中大都对校内的主要道路尽量进行兴筑，目前诸条道路都已竣工或正在修建，唯独这条路没有动静，所以这条路的修建实际上也是被纳入“总理遗志”之中的。

当然中大也说这是“实用的需要”。这条路原有的路面太过狭窄，来往车辆常有互撞的风险，而且属于泥胎路，平时交通已感觉到困难，一遇到下雨就泥泞满路，对于行车安全、交通观瞻大有妨碍。

此外，邹鲁还说，修这条路是优化市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届广州市政府对市政市容建设都极为重视，修建马路、开辟公园都是各届政府的施政重点，到此时也不例外。

但实际情况是，那个时候的石牌地区可以说是荒山野岭。天河机场，也就是现在的天河体育中心已经是属于郊外地区，更何况远离天河机场的石牌地区。市政府是不会在坟墓满地的地段修路的。

当然，如果提到“总理遗志”，那事情就不同了。

市长曾养甫虽回复说中大修路的请求“尚属允合”，但认为中大提出的办法“似乎不妥”。因为他认为中大校区的交通还不够繁荣拥挤，从实际需要出发以及爱惜财力起见，应该与中山公路同一宽度就够用了。

注意了，这里是“中山公路”，而不是马路，从这个用词也可以知道，这个地带根本没有任何市政设施。

广州市工务局和市长一样，也认为中大提出的方案耗费钱财甚巨，因此工务局提议将这条路建得与中山公路同宽，建为5寸厚花砂、16尺宽的路面，再加斟沥青即可。

如果按照这个方案来修路，所需要的费用大致为10088.88元，远远低于中大之前提出的两个近4万元费用预算的两个方案。

按照市政府的意思，这款项应该由中山大学自行负担。但中大不想负担这笔费用，邹鲁写信给市长说“所需费用请仍由贵政府负担”，并请市政府定下开工日期。

广州市政府也不想负担这笔费用，除了这里根本不用修路外，也和中山大学有“前科”有一定关系。

中山大学在文明路校区的时候欠缴了巨额水费，共达到28000余元。广州市自来水管理处的多任总经理迭经追缴，中大一直没有照办，新任的刘总经理接任后一再开列清单，发函请中山大学或分期缴纳，但都被回复以托词。起码到1936年9月16日，广州市自来水管理处还在处理此事，刘总经理还发函将此事上告到广州市新市长曾养甫。

不过后来经过交涉，还是市政府作出了让步，说“本府只可勉为负担半数，其余半数由学校负担”。

此时时间已经来到1937年3月中旬，中山大学想要在春雨前办理这项工程，于是很积极地准备了修路费用，并询问市政府如何交付费用。

直到1937年5月，工程终于有了进展，到1937年8月完成了验收。最终只花费了8800元。

时局多变。路修好了，但是中大的师生们还没有开始好好享用，日军的铁蹄开始南下，两个月后广州沦陷。

战后回归广州：饱受被盗之苦

前文提到，中大与石牌村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但日本投降后，中大回归广州，却饱受石牌村民盗窃之风带来的困扰。

1945年9月7日，李鸿师长率领的新一军所属三十八师到达广州。是日下午1点，三十八师开始接防，当然也派部分兵力驻守中大校园。

1945年9月29号，中大广州办事处主任黄仲文写信给广东省政府罗卓英说，现在本大学复校在即，石牌校址在接收中，驻军新一军也要调防到附近，于是附近乡民经常前来砍伐树木，盗取物件，毁坏房屋。

大学复校伊始，所有的校警和安保人员暂时没有来得及配备，“恳请贵府酌情组织保安队暂时代替在此驻守，以便保护国父之举办的最高学府的校园”。

当时中大校园的安全情况确实不容乐观。进入10月后，中大校园屡屡发生被盗现象。于是中大再次向广东省政府求援。

1945年10月21号，广东省政府在给中大的答复中说，贵校在10月6号发来的信函中请求番禺县政府转告石牌附近的各乡、保、甲长等协同保卫石牌校区的安全，现在已命令番禺县政府转告相应复办。

这里要说明一点，那个年代石牌岗顶五山一带都属于番禺县管辖。

10月26日，中大的校警捕获了到学校内盗取火砖未遂的岑村乡民，经过耐心劝导，乡村承认了错误，并愿意回去告诫其他乡民，不要再擅自盗取校内物资。

27日，中大与长湴乡乡长梁标及乡民代表一起面谈，也答应转告其他乡民遵守该规定。28号警卫队联络沙河分局以及岑村乡、长板（湴）乡，答应协同保卫本校财物。并再次告诫乡民不得再潜入本校界内，为燃料砍伐树木以及盗取其他零碎物件。而且中大前不久丢失的水厂的水泵，两乡乡长也愿意代为巡查找回。

后来，经过分别交涉，长湴以及石牌等地方发现本校的窗门和木门一共十四件都由各个乡长将公物送交部队收管。

1945年11月21号，代理校长金曾澄发出告令说，新一军派驻石牌校区的部队不久就要转移，军队撤走时，关于接受管理工作规定如下：

1、由接收组会同管理组领导与各院代表前往接收，由该单位将收回的房屋以及物资造册登记，并负责保管。

2、接收以后，关于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入住以及膳食问题，由管理组制定相关计划。会同大学总务处详细审定后报给校办。

3、关于警务事务，由总务处与校警卫队办理并制定学校安全保卫相关计划，并到省保安队或者其他部队协商协助学校的保卫工作。该工作由学校警卫队的何中队长协商处理本校治安问题。

1946年9月，一年过去了，中大的治安情况仍然不容乐观。9月15日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一份报告里说，9月2日警卫队在法学院附近巡逻时，捕获一名正在偷盗本校竹子的石牌乡民叫，人赃俱获，该人暂时扣押在校警卫队。

1946年10月9日中山大学再次给岑村乡、塘下乡和石牌乡发出通告：

本校的各个院系都在石牌校区，校区内有各种器材和林木，但是经常有匪者入校盗窃和砍伐情况发生。

本校将加强戒备，校警卫队除了加强日间的巡逻外，在夜间也加强了巡逻。各乡的乡民如果要在夜间通过本校校区的时候，务必自带灯火，以用警示和提醒，也利于学校警队在巡查时候识别情况，否则校警卫有权鸣枪，由此而造成的后果，本校不负任何责任，造成损伤责任也需自负。望告知，各个乡民知照为荷。

那就是说，如果黑灯瞎火中听到声音，学校警务人员有权开枪，后果自负。

当时的中大，实在太南了...

西沙群岛曾是中大的校产，

中大人在岛上研究用鸟粪做炸药

位于南海的西沙群岛资源丰富，日本窥伺已久。20年代日本利用中国无良商人何瑞年，为日本商人伪造中国姓名，试图在此获得某种立脚点，替日方经营在西沙群岛的资源开采。中国渔民但凡靠近这些岛屿均会受到攻击，不得不远离。

1922年2月，中国政府派经过长期法律斗争，终于在1927年完成了驱逐日本殖民者，收回西沙群岛。

在日方退出西沙群岛之后，西沙群岛又该如何开发？满腔爱国热情的朱庭祜先生凭借自身专业素养，联合中山大学其他科技人员，在1927年向政府呈文，提出西沙群岛战略位置重要，矿产资源丰富，应严防洋奴盗卖国土，消灭日本人侵略企图。他们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广东各界的支持。

1928年，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沈鹏飞担任领队，地质学教授朱庭祜先生主持，一行16人乘海瑞号军舰前往西沙进行实地调查。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有地质学家前往西沙进行科学考察。发现当地由鸟粪组成的磷矿资源十分丰富，他将此次调查结果整理编著成《西沙群岛鸟粪》，提出开发当地磷矿资源的建议，考察团队结合后期分析成果编写成《调查西沙群岛报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