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记忆__中国的世界遗产》之殊胜大足(十大文化遗产之一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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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7日，中秋前夕，同为世界八大石窟的敦煌莫高窟和大足石刻，同一天在北京举办特展，敦行故远和殊胜大足，一场看似偶然的邂逅何尝不是必然的相逢。何为殊胜，意思是超绝而稀有。大足石刻是继敦煌之后中国第二处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石窟寺遗址，相较于开凿年代更早的敦煌莫高窟，它的文化价值更加中国化，被誉为人类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

伴随古丝绸之路的声声驼铃，佛教石窟艺术一路东传，上千年的光阴和信仰，在敦煌和大足之间镌刻出一条凝聚无穷智慧与匠心的石窟文化之路。

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区境内，这里秀山重叠、溪河蜿蜒。唐肃宗乾元元年即公元758年建县，取大丰大足之意为县名。仓廪足，教化兴，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在陡峭的崖壁上、隐秘的洞穴中，凿刻出一龛龛承载美好祈愿与人间烟火的艺术杰作。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区境内所有石刻造像的总称，主要由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等75处石窟群构成，内容丰富，规模宏大。

千百年来，这里的山崖间不断上演着匠心独运和铁錾争鸣的大戏。大足石刻开凿于初唐，经过晚唐、五代到宋代的时候达到了高峰。在名叫尖山子的小山坡上，留有大足石刻最早的作品。这些造像镌刻于1300多年前的唐永徽年间，香火绵延、匠心传承，晚唐之际开窟造像进入鼎盛时期。唐景福元年即公元892年的一个春日，大足北山上冠盖云集，法鼓齐鸣，由昌州刺史韦君靖捐建的毗沙门天王等数龛佛像落成，正在举行盛大的开光法会。毗沙门天王是佛教的护法天神，韦君靖镌造此像也是希望获得神庇佑，以在东川、西川和山南西道残酷的争战中守住一方安宁。

唐朝开凿的毗沙门天王像是大足北山石刻的开山之作。这尊毗沙门天王像和敦煌早期，敦煌晚期的都有很大区别。人物的身材相貌不再是西域人的形象，而是一位敦实壮硕的中国大汉形象，服饰的变化更加明显，头戴的不再是西域胡人的三叶冠，而是高方冠。铠甲也由西域条形甲变成了中国唐代典型的山纹甲，这就是艺术形象的中国化。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肥田路美教授长期致力于佛教造像艺术的研究，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的石窟，她也注意到，北山毗沙门天王造像有着与日本造像不同的特点，（肥田路美）：北山离入口很近的毗沙门天王像，是很有重量感的石像，相对日本的兜跋毗沙门天王体形较大，在京都东寺，兜跋毗沙门天王是木雕的，大概9世纪末，遣唐使带着中国赐予的石像回到日本，把它装在船上，像护卫的样子，看上去就很厉害，所以日本就摹刻了很多。

自韦君靖之后，大足民间自发捐资造像活动此起彼伏，渐渐有了三千诸佛云中现，玲珑楼殿凿岩开的气象。北山石刻从晚唐、五代一直到宋，这样走过去，好像走入了一个时代的画廊，我们能够看到不同时代的信仰，不同时代的人物样貌。由唐至宋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在一龛龛精美的石刻间舒展，形成了一道人类文明复建的历史长廊。

北山264龛石刻中观音造像多达90余龛，因此大足北山又被称为中国观音造像的陈列馆，美神的殿堂。北山可以说是一个美神的画廊，在大足北山看到优美的比如数珠菩萨，那是一种上流社会的审美，她华贵、雍容、典雅。

北山石窟最具代表性的杰作是第136号转轮经藏窟。该窟造像主要有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玉印观音、日月观音、如意珠观音和数珠手观音组成，造像体态婀娜、衣冠玲珑、容颜娇媚、气度娴雅，被公认为是中国石窟艺术皇冠上的明珠。

（四川美院院长庞茂琨）：在我看来，136号窟的作者是一位超越时代的艺术家，他从立体空间提炼出了二维线条，把线条融入到三维空间里，褒衣广袖、披帛襟带，都采用神采飞动的线条来表现，沉重的石头被赋予轻盈的诗意和灵性，他把立体的雕塑和平面的绘画和谐的融为一体，是非常了不起的美学创见，也是中国雕塑独有的艺术呈现。

根据窟内的造像题记，赖川镌匠胥安可知，这位镌作者名叫胥安，来自赖川，而赖川所指正是昌州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大足本地。在大足石刻其他镌匠题记中，还有昌州的镌作世家伏氏，邻邑安岳的镌作世家文氏等等。其中文氏家族从文昌到文艺前后六代人攻镌于大足的岩壁山间，留下了一龛龛精美的石刻艺术佳作。人生命是有限的，而石头是不朽的。通过不朽的石头，我们看到刻工的家族，看到了这门手艺的传承，也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信仰和生活。

在大足石刻漫长的建造史上，参与者不计其数，其中集大成者当属一代高僧赵智凤。南宋淳熙五年即公元1178年，赵智凤回到家乡，为弘扬佛法，他四处招募能工巧匠，从20岁到90岁，用了70年时间，在宝顶镇西南面的一道马蹄形山谷里凿佛像近万尊，建成了这座举世罕见的大型石窟道场。

这个大型的造像群，还有特别之处，它是由赵智凤一人主持营建的，而且有总体的构思，内容前后连贯的一个大型石窟，在中国石窟营建的发展历程中，还没有一处石窟具备这样的特色。

赵智凤是一位精研佛教律宗、禅宗、密宗、净土宗教义兼通儒家思想的高僧，由他设计督造的宝顶山石窟，早已不是从印度传来时的模样，根据洞窟形制和使用性质的不同，印度的佛教石窟可以分作栖止禅修生活用窟和礼拜供养佛事用窟两种，这两个式样由印度本土传到中国，它的功能逐渐改变，到了南宋年间的宝顶山，石窟已不再具有寺庙的功能，而是镌刻在崖壁上永不谢幕的一场法会。

宝顶山有个统一的主题，它的沉浸感、代入感让你感觉真的像瞬间移动到了它的世界里。那个马蹄形的山湾，好像和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开。宝顶山巍峨的崖壁三面相围，无数神灵现身其上，他们穿越凡尘俗世与地狱天堂，不倦的宣讲着各种脱离苦难的法门，观者置身于这场大型法会中，或与诸天神佛相望，或与世间冷暖相知，这正是赵智凤终其一生谋划营造的愿景。

几乎所有的造像都是裸露在观者的视线之中，开凿的一个长达500多米、崖高有10多米的一个岩面上，它与亚连成一体，在直观给人一种宏伟壮丽的博大气势。他的动机，他的用心，他的布局，他的题材都是全世界唯一的，深具特色。

宋代是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时期，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认为，中国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宝顶山大佛湾，正是宋代艺术与营造学高度融合的典范。这里的时空造像无不闪耀着独运的匠心与超迈的智慧。华严三圣立像通高约七米，头顶崖檐，脚踏莲台，在三尊宝冠华服、气宇雍容的造像背后，却也一个个营造学的玄机。

右侧的文殊菩萨，左手所托的宝塔高1.8米，重约千斤，但是它经历了八百多年的历史，没有任何坠毁，原因就在于工匠们利用菩萨的袈裟，让袈裟从手腕，顺着斜着下垂，与膝部相连，使塔的重力得到传递和分担，科技的发展和信仰的融合在大足的岩壁间，自由绽放。

在石篆山相邻的三龛，分别镌造了儒释道三教的圣人贤者，右侧是孔子及十哲龛，中间是三佛龛，左侧是老君及真人龛，大足石刻不仅有规模庞大的佛教造像，还有数量可观的道教造像以及一定数量的儒教造像，这种情况在石窟艺术发展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像这样儒释道共荣共生的例子，在大足石刻的石门山、南山、妙高山还有很多，宋代宗教信仰多元化，边界融合化，催生出人们构建大同世界的美好愿景。这些三教融合的石刻作品，也是中国文化强大包容力的实质见证。大足石刻三教合一，可能是在宋代理学的影响之下，使外来的石窟艺术中国化、世俗化、地方化的典型。

1980年4月，日本知名学者石川一成在参观多元文化兼容相生的大足石刻后，由衷感慨：看到中华民族囊括外来文化的能力和创造才能不禁使我目瞪口呆。随着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融合，佛教艺术也被赋予了人文化和世俗化的色彩。这种佛教造像的中国化表达是大足石刻营造者和镌刻者吸收外来、不忘本来的智慧结晶。这样的智慧在南宋时期的宝顶山得以最集中的呈现。

其中，第15龛《父母恩重经变相》以10组连环画式的雕像再现出父母含辛茹苦哺育子女的恩情，从怀胎十月的守护之恩，到临产分娩的受苦之恩，再到咽苦吐甘的哺乳之恩，夜里换尿布的推干就湿恩，儿子成人后出门远行的忆念之恩，最动人心魄的却是最后一组，究竟怜悯恩，颂曰：百岁唯忧八十儿，不舍做鬼也忧之。

1986年1月31日，邓小平同志来到大足宝顶山，天上下着小雨。小平同志认真的听着时任大足副县长郭相颖的讲解，很少插话。（郭相颖）：小平同志在看大足石刻的时候语言不多，但是他精神很好，我陪他看了整整一个大佛湾，逐个的给他解释。

看到了《父母恩重经》这一龛造像以后，他当时自言自语的在说，他一年讲了三遍“中国的了，中国的了，中国的了”，这是老四川话，就是说大足石刻已经中国化了，是中国的佛教造像了。

南宋后期，战火蔓延到四川，濑溪河两岸不再是休养生息的乐土，宝顶山的石窟镌作也开始受到影响，连续数十年的金石交击之声戛然而止。这龛十大明王像位于大佛湾北崖，有的已经完成，有的还仅是一个粗砺的轮廓，尚未完工的印痕，既是历史的映照，也为古代石刻工艺流程，丢下了最为珍贵的实证。

明代刘畋人碑说的很清楚：宝顶山遭元季兵燹，一无所存。一座大型佛教石窟寺的营造活动的突然终辍，应该与当时统治上层的变故、战争的侵扰，甚至供养人的逝世都有关系。为躲避战祸，很多大足居民泪别家园，远走异乡。宝顶山、北山，曾经愿者云集之地，倏然间钟鼓不鸣，香烟散尽，宏大的石窟道场渐渐湮没于历史的荒径中。

1999年冬天，世界遗产委员会第二十三届大会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举行。马拉喀什位于阿特拉斯山下，900多年前，这里曾是穆拉比特王朝的都城。（郭相颖）：我记得这个全委会是1999年11月24日，我们中国代表团到到了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当你真的坐在那的时候，心里很紧张，因为淘汰率很高。

一张张幻灯片把一龛龛精美的石刻造像投影在银幕上，这些来自中国的艺术杰作，让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家评委惊叹不已，仅用了十几分钟，大足石刻就全票通过评审。世界遗产委员会给予了大足石刻三条评语：一，大足石刻是人类天才的艺术杰作，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水平；二，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密宗与中国的道教和孔子儒家在大足石刻造像中三教合一，首次形成了影响很大的三教和睦相处的现象；三，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兼收并蓄的现象在大足石刻这一特殊的艺术遗产中得到了具体而形象的表现。

早期的石窟一般是纯粹的佛教的信仰和供养人等等，唯独大足石窟进入了中国文化传统氛围，进入了中国文化体系当中，体现了多元文化相互和谐共存、相互交融，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这种传统文化的主导力和巨大的包容性。

千百年前，那些在大足的悬崖绝壁间雕刻时光的能工巧匠们，并没有想到他们的作品会在悠悠岁月之后，成为人类的共同记忆，世界的共同遗产。

1950年，成立伊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重大决策。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站在宏伟的成渝铁路线路图前，他睿智的目光不断看到了成渝铁路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的美好前景，也注意到了潜入沿线深藏山野的历史文物，邓小平亲自点将，让重庆大学著名学者张新担任西南文教部文物调查征集组组长，张新是张居正的第十四代孙，是个奇人，通9国语言，在十几个大学里面任过教，是西南文教部的文物调查征集组组长，在修建成渝铁路的过程中，宣传文化、保护文化、征集文化。

张新所带领的文物调查征集组，考察了大足石刻后，为了保护这一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郑重提出了修建北山长廊，成立保护机构的具体建议。由此而后，千百年来曝露于丛林山岗的石刻造像，有了风雨长廊的庇护，专业文物工作者的陪伴。

回望大足石刻的发现和守护之路，最初只有遍地的荆棘和漫长的孤寂。1940年，中国近代建筑学之父梁思成在大足县立中学校长余行尧的带领下，来到这处无人问津的秘境。在大足北山石刻第51号龛，象征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佛前，梁思成留下了这张深情凝望的照片。

后来，梁思成把他所拍到的一些照片带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举办的远东社会与文化研讨会上，这成为了大足石刻在国际学术界的首次亮相。五年之后，大足石刻迎来了又一批尊贵的客人。他们是中国学典馆馆长杨家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顾颉刚、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文化界巨擘。这支由杨家骆带领的考察团，对北山、宝顶山等大规模石窟群进行了历时八天的科学考察。

回忆起那次文化界著名的乙酉考察，杨家骆的学生陈清香仍然清楚地记得老师对于大足石刻的评价，杨家骆教授考察完大足之后，对于大足有非常高的评价，由于这些石刻非常的壮阔，无论它的题材的意涵跟艺术性的美感几乎都是北方石窟所没有的，它是深具特色。

邓之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石刻保护者之一，他见证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从无到有，大足石刻保护，从1952年成立文物保管所到如今法律法规健全保护体系完善的全过程。（邓之金）：1952年的时候，西南文教部拨了一笔钱维修北山的长廊，说明上级非常重视，大概是拨了一亿多（折合现人民币约1万余元）。

1953年下半年，为了抢修宝顶山《父母恩重经变相》的崖壁基脚，邓之金住进了崖壁下方临时搭建的工棚里。那时候的文物保管所虽然有五个人的编制，但真正投入工作的却只有两个人。（邓之金）：郭相颖在三驱小学教书，他是学画的，自愿申请调到北山，当时还写明只准住北山，因为当时条件艰苦，怕坚持不下来，所以要求只能住在北山。

正是一代代像邓之金、郭相颖这样的石刻守护者用青春和生命，让那些遗失在荒山野岭的艺术珍宝重焕光彩。如今，越来越多的大足人认识到石刻的价值，自愿加入到了义务环保员和志愿者的队伍。他们是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守护人。

古老的石刻，不但需要陪伴和守护，还需要诊治和修复。宝顶卧佛位于大佛湾东岩，全长31米，是大足石刻所有造像中最大的一组。奇特的是，无论是卧佛还是佛前躬身肃立的弟子，都只露出身体的一部分。石刻无言，意犹未尽，镌刻者以意到笔不到的手法，给后人留下无尽的想象。然而，这样一龛举世难媲的石刻杰作，却一直患有流泪的毛病。（文保专家黄克忠）：大佛的流泪实际上是渗水造成的，有底下的毛细水，有后边的渗水。

宝顶山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初夏和秋季的雨水尤其丰沛。卧佛造像位于山崖底部与山体相连，犹如背负了一块巨大的吸水海绵。（黄克忠）：1964年，我第一次到大足，当时的状况可以说大佛满脸疮痍，尤其是它前面几个佛一到冬天，整个白花花的一片盐都覆盖在上面。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黄克忠、贾瑞广、马家郁等国内著名文保专家尝试了各种方法治理卧佛水害，却总是不能根治。（黄克忠）：在石窟保护里，治水是最难的，因为靠着山，而且水又是最活跃的，来回会变，这儿堵住了，那又漏出来，完全靠堵，越堵水渗透就越厉害，而且比没有灌浆前扩展的面更宽。

择一事，终一生。赵智凤用七十载岁月设计督造了宝顶大佛湾，黄克忠年逾八旬还一直心系卧佛治水患。几十年来，一代代的石刻守护者不断研究和了解着这片山崖，他们渐渐从冰冷的石头里听到了血脉的流动，感受到了生命的气息。自然岩体是有生命的，它的水就是自然岩体里面的血脉。人为过度的干扰，它就失去平衡，失去平衡后，它就会对造像产生直接的破坏。所以，这就是我们治了几十年最终的认识。通过反复的实验和审慎的研判，在保证岩体生态平衡的前提下，石刻守护者们采用帷幕灌浆、导水孔排流、地表齐排水沟排流等方法进行综合治理，终于控制住了为患数百年的卧佛渗水，而此时，距离黄克忠第一次到大足来为卧佛看病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十个春秋。

在宝顶山上万尊造像中，千手观音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明星。这龛造像雕刻在一面巨大的崖壁上，主尊层叠展开830只手臂，状如孔雀开屏，宝相庄严，金碧辉煌。这尊千手观音造像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最为精彩的部分，被誉为国宝中的国宝。

然而，历经八百多年风雨剥蚀之后，千手观音造像受环境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早已病害缠身。2007年9月17日，千手观音一只手指突然断落，震惊了中国文物界。专业人员给千手观音拍x光片，通过这次对x光拍摄，才知道千手观音是极端不健康的，有260多只手指头是断裂的。国宝受损，八方驰援。国内顶级的文物保护学、考古学、历史学、地质学、环境学、材料学、建筑学、美学等多学科专家齐聚一堂，用中国价值观，凝聚多领域共识，用中国智慧，守护中国的文化瑰宝。2008年千手观音修复工程被列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

时任中国遗产研究院保护与修复培训中心主任的詹长法，接下了这个棘手任务。（詹长法）：为什么是一号？就是第一次我们国家对石窟寺整体修复编的这么一个编号。但也说明它的重要性，也说明它的紧迫性。病害的分析、材料的研制、石质的加固、外形的修复、金箔的回贴，一道道技术难关摆在詹长法的面前，最忙的一年，他乘飞机往返京渝两地竟多达160多次。

在詹长法的带领下，数百名文物医生投入到千手观音这位高龄患者的诊疗工作中，大足石刻研究院工程中心主任陈卉丽承担着千手观音石质本体修复的任务，石质本体修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风化的石质注射加固剂。（陈卉丽）：我们的针尖不能接触石质的表面，要悬空滴注；其次就是在渗透加固的过程中还要掌握好加固剂的滴渗的速度，太快太慢都不行。

每天站在脚手架上给菩萨打针的工作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才算完成，而这只是石质修复的第一步，陈卉丽和同事们还要面临十几道艰难的挑战。（陈卉丽）：文物的生命只有一次，文物修复呢是一件非常谨慎非常细致的活儿，所以一点都不能着急。

2015年于6日，历时8年时间，经过数百位专家和文物修复工作者之手，曾经满身伤痛的千手观音，顺利完成所有手术，一扫病容，展换新颜。

近年来，大足石刻监测预警中心建成，视频监控安防系统全面升级，石窟所处环境的气象、微环境、岩体稳定性等18个大项，70余项监测数据实时呈现，在大数据支撑下的文物保护已经由抢救逐渐转向防治。

2015年，浑身洋溢着唐风宋韵的大足石刻博物馆建成开放，游客们看见的不仅是大足石刻的前世与今生，更可以全面了解石窟艺术从印度到大足的发展脉络，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座气象恢宏的建筑竟然是从一龛石刻中复活而来。

在修建博物馆的时候，当时设计专家经过广泛的讨论研究，最后选取了北山245号龛（观无量寿佛经变相）里的主殿的建筑图样，包括博物馆两侧的廊道，后殿也是从245号借鉴的。这就是大足石刻博物馆的设计模板母本——观无量寿佛经变相，这龛石窟高约8米，宽约20米，规模之大，构思之巧，镌刻之美，堪称全国同类题材之冠。遗憾的是，因其体量庞大且山壁相连，从未在外出展览中亮相，以至藏在深山人未识。

科技创新，让文化遗产的展陈手段、分享方式有了无尽可能，有了3D打印技术赋能观无量寿佛经变相石窟已经多次分身走出家门，在大足石刻保护修复展览手段不断发展的同时，基础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2019年9月，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大足石刻考古报告》《大足石刻全集》，经过大足石刻研究院十多年的努力，终于正式出版。

我们所要做的不仅仅是要把崖壁上那些文物传之于后代，也要把我们今天所看到、了解到的大足石刻的历史信息、文化精神传至于后代，大足石刻全集对大足石刻中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五处石窟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和整理，客观全面系统的反映了大足石刻的发展历程和现存状况，全书共计十一卷十九册，堪称皇皇巨作。有了这部全集，我们就可以说建立了一个现场感，建立了一个全局感，了解大足石刻的总体格局，它的历史脉络，丰富多彩的特色。

积日月之功，铸磅礴之势，大足石刻在一代代守护者和研究者前赴后继的辛勤耕耘之下，一步步建立起敦煌学相映生辉的大足学，它是一个学术概念，以大足石刻为核心，涵盖了整个周边包括巴蜀石窟造像，与造像有关的历史文化研究。大足学的建立，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他们或在国际学术交流的殿堂发布自己独到的洞见，或亲身来到大足，在宝顶古镇的石雕作坊里，领略工匠们世代传承的手艺，锤錾交击诞生的石刻小件儿，既是热销的旅游伴手礼，也是一张张从大足寄向世界的文化名片。

刘能风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也是首批大国非遗工匠，但他对前辈匠人们的杰作一直心怀敬畏，每两年临摹一尊大足石刻原作，已经成为他从业以来雷打不动的习惯，（刘能风）：只有不断的向古人学习，我们才能真正掌握大足石刻技艺的精髓，才能把先辈们留下的手艺一代代传承下去。

如今，大足的石雕从业者已将世代相传的手艺做成了一个年产值数亿元的产业，叮叮当当的雕凿声合奏出石刻之乡，迈向幸福生活的进行曲。在精美的刻饰和虔诚的信仰背后，大足石刻这处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还蕴藏着无穷的警示智慧。《古文孝经碑》《牧牛图》《猫鼠图》《六道轮回图》等石刻作品，充满着慈善孝义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不断启迪着我们今天的事业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