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黄的毕业证，记录我们艰辛的读书岁月(泛黄的毕业照)

来源：江南官网app下载时间：2024-01-01

图文/蔡健

近日在家收检旧物，一叠泛黄的证件把我的思绪拉向了曾经的读书年代，让我想起我们这辈人边工作边读书的艰辛岁月。时光荏苒，这些东西也成了“老物件”，令人唏嘘不已。

上万图书将被烧，趁夜进厂捡小说

我小学是在长沙河西银盆岭完小读的，完小，是指具备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学校。银盆岭完小地处银盆岭最高处，据说以前这里曾是曾国藩湘军驻军营棚，当时人称营棚岭，后人改名银盆岭。

银盆岭小学建于1930年，是原长沙纺织厂员工赵昌槐先生看到长沙纺织厂和码头工人子弟无处读书、无人看管，联系当地开明乡绅筹资创办，解放后转为公办学校。

我父亲在河东左家塘橡胶皮鞋厂上班，因搞供销出差多，无暇顾及，将我寄在左家塘一张姓人家，在左家塘一个小学读了一年书。第二年，让我回到河西长沙纺织厂我娘的身边，转学到银盆岭完小读二年级。学校不同意转学，只得重读一年级，成了69届丙班的一名学生。文革开始后我们班改为五连三排。

那时候人懵里懵懂，我娘说像只飞天蜈蚣，猫弹鬼跳，天不怕地不怕，尤其不爱读书。娘在纺织厂上班，“三班倒”很忙，我和其他孩子一样都是散养，无人看管。

娘上白班时，中午给我二两饭票一毛钱菜票，自己拿碗筷到纺织厂内食堂吃。吃完从厂里出来，我喜欢在厂后门口玩，在那里认识了大我一点的阿华、阿元他们。有时跟他们一起去厂里捡铜，一些检修后丢在车间外的废料，弄到厂外卖了换钱买零食吃，还跟他们去农村桔园里去偷过桔子等等。

小学同学佩戴像章手捧语录在爱晚亭合影留念。后排作者（左一）、邓建作、张忠伟（右一），前排朱德果、陈光伟、谢定康。

从不爱看书到爱看书，三年级（我十岁）那年是分水岭，有两件事对我刺激很大。

一件事是夏天和同学去湘江河里游泳，我们十来人从下河街的湘江边下水，那年涨大水，洞庭湖水满后倒灌上来，叫发西水。我们一起下水的人中有一个叫刘学知的同学只会头埋在水里游，不会抬头游，每次同学在他游到5米远时碰他头一下，他可以自己掉头游回岸上。那天，碰他头后，游斜了，沉到水里没再上岸。

那一阵子，他娘急疯了，下课后跟在我们后面，要找她儿子。那时家长很忙，对孩子也无暇顾及，没有安全教育也没有安全措施，不像现在一个家庭差不多6个大人看管一个孩子，抱在怀里怕掉，含在嘴里怕化。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从眼前逝去，从那时起，我对自然界、对未知世界有了敬畏感。

第二件事是有一天听说了厂子里第二天要烧书，我和两个小伙伴晚上溜达进厂里，从铁丝网下爬进露天电影场，里面堆着上万本从厂图书馆搬出来的书，这些书第二天要被烧掉。

我们趁着夜色拿出书包，各自捡了一些书。我捡的大多是小说，塞满了书包放入围墙下的一条阴沟里。围墙外是厂后街，出了厂后门我们去找到自己的书包，各回各家。听人说，第二天那堆书被造反派点火烧成了灰烬，真令人惋惜。

我家厨房案板是一块水泥板，下面用砖头垫着，一层层的，我将书藏在了砖头的后面，外面看不到，这里面藏着一个孩子的秘密和宝贝。

很长时间我一个人慢慢地看着这些书，直到有一天娘发现了这些书，看到书上厂图书馆的公章，怕外人知道给家里惹祸，撕烂了两本。我嚎啕大哭护着不让撕，母亲叹了一口气没有再撕，这些书才幸免于难。

从那时起，我外出玩耍的时间少了，性子慢慢静下来，这些书仿佛有魔力吸引着我，有时在暗淡的白炽灯下看到深夜，直到母亲下中班回家，被骂以后才睡。

记得这些书中有《母亲》《静静的顿河》《巴黎圣母院》《三个火枪手》《欧阳海之歌》《秦牧散文集》等等，我都爱不释手，看完后又去找同学换书看。慢慢地，我脱离了阿华、阿元的圈子，据说他俩后来被送去劳教。

我娘有时从厂里拿回来报纸，看到好文章我就剪下来贴在一本杂志上，学习啄磨上面的好句子。

那个时候上课学习抓得不严，有一段时间学校停课闹革命，不上课。小学6年，其实有一年多没有上课。我们班十来个男娃子还学高年级学生，成立了一个“红色少年造反队”，找到学校刘校长要经费。记得学校好像是给了20元钱，我们买了一把锁锁了教室，剩下的钱大家买零食吃了。造反队成立了两天，然后就如鸟兽散，再也没有搞过活动。

小学几年学的东西不多，我是1969年12月小学毕业，当时是银盆岭完小革命委员会发的毕业证，毕业证上面印有林彪题的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小学毕业证图源/蔡健

莫名其妙成了副团长，唯一职责就是保管书

我初中在长沙市二十中学读书。长沙市二十中学创办于1957年，是市直属中学。当时处于城乡接合部的二十中建立在银盆岭，学校南面是长沙纺织厂宿舍二村，东、西、北三面是荒岭和农田。学校生源范围较广，学生除长沙纺织厂长沙船舶厂子弟外，还包括远至三汊矶一些厂矿的子弟，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农村学生。

入学后，我的作文曾在全年级的大会上朗读。后我还加入红卫兵，曾被评为五好战士，几个月后莫名其妙地成了学校红卫兵团副团长，唯一的职责是保管学校传达室对面那间房里堆在地上的收缴或同学上交的大约一千多本书籍。我管着钥匙，没课的时候去整理一下，躲在里面看看书。几个月后，红卫兵团撤销，恢复共青团组织，我保管的钥匙也上交了学校。

两年初中文化课学的东西印象不是很深刻，倒是学工、学农、学军拉练的一些活动印象深刻些。

我是70届二连四排毕业，毕业证是长沙市二十中学革命委员会发的，第一页印着毛主席语录“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等各几方面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那个年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劳动者最光荣。

中学毕业证书图源/蔡健

中学毕业分配我算较幸运的。毕业时大部分同学修湘江大桥、上山下乡或在家顶职父母的工作，学校当时有5个到长沙师范读书当老师的名额，其中有我一个，我娘到学校去了，说孩子不能去当老师，原因是老师当时是臭知识分子。后来正好株洲铁路机械学校给了长沙市20个招生名额，二十中分配一个，于是我进了铁路学校读中专，两年后，成了一名铁路机务段修火车开火车的铁路工人。

株洲铁路机械学校毕业证书图源/蔡健

1978年获得工业学大庆先进生产者奖状，上面有华国锋题词：“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树立的大庆红旗” 。图源/蔡健

乘东风、战困难，获得“大学毕业证”

长沙东风业余大学是我就读的第一所大学。1978年的一个周未，我到长沙市二中的职工宿舍，去看望老校长李迪光，李校长是湖南知名的教育家，从长沙二十中调去筹建长沙基础大学。那时他还没调到长沙市一中当校长。二中的宿舍是他当老师的夫人分的，闲聊中，听说有所业余大学正在招生的消息，问了学校的地址，我便匆匆赶了过去。

很快，找到了学校，在劳动广场东北角劳动西路旁新兴服装厂的一栋四层楼里，原来是服装成衣车间和厂部的办公室。后面院子里有职工宿舍和生产车间，学校租用前栋四层楼的两层，因陋就简安排了课桌，挂牌宣布了业余大学成立。

东风业余大学和湖南电大校徽。图源/平安

听老师说，当时全国有北京自修大学、北京中华社会大学、长沙东风业余大学、湖南九嶷山学院等八所民办大学，湖南占了两所。可以这样说，成人教育的发展，与当时的民办教育推动紧密相关。

学校分了理科、工科、文科、英语等专业，报名处一张张充满着青春色彩兴奋的脸庞，夹杂着一些还显年轻己染上岁月沧桑的脸。1000多人报名后安排考试，因为教室少的原因，第一届只录取了300多人，一周后，我拿到了录取通知单，读我喜欢的中文专业。

还记得上第一堂课时，一位戴黑边眼镜的老师在黑板上拿粉笔用力地写下了“东风业余大学”一行大字，并且在“东风”两字下用力重重地划了两笔，“同学们，我们学校叫长沙东风业余大学，什么是东风？东风是股劲风，是种正气之风，摧枯拉朽，磅礴向前，希望同学们在这所学校里，珍惜宝贵的时光，好好地学习，乘东风，战困难，在属于你们的这个时代里，能够有所作为。”

接着，他继续说道：“东风这个词汇，各人的理解和用法都有所不同，屈原在《九歌·山鬼》这首诗里曾写到‘东风飘兮神灵雨’；李白《春日独酌》诗中也说‘东风扇淑气，水木荣春晖’……”

我很敬重给我们上课的退休老教师们，是他们发现了我们这一代的文化断层，用满腔的余热来提升我们这些“嗷嗷待哺”的青年人，这种不计名利培育后人的精神，也是我们奋起学习的动因。

随手翻开老师们亲手刻印的课本，一股油墨的清香喷鼻而来，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书香”吧。

不脱产在那里读了两年，白天在机务段修火车，晚上披星戴月骑单车从上大垅到劳动广场，风雨无阻，乐此不疲。两年后，我拿到了一本如工作证大小的红色的毕业证。

这种毕业证教育部虽不承认，但我从未后悔。那些年我身边有很多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汇入了这支求学大军，路走得艰辛，但无怨无悔。当年大家在业大读书，都是来去匆匆，很少联系，长沙记忆群的网友平安说她老公读过东风业余大学，她老公袁哥我还有印象，比我大8岁。

当年东风业大联系多的同学有长沙晚报社记者李学宇，他当过市体改委主任，后来去深圳了。还有一个老彭，1999年深圳高交会开幕他送给我参展门票，他在长沙开一家公司，他们公司那次也参展了。老彭毕业后曾留学日本，在日本学习3年后回国，他说在日本很辛苦，洗过盘子扛过尸，不是人干的活。

明朝朱元璋诗云：“我爱东风从东来，花心与我一般开，花成子结因花盛，春满乾坤始凤台。”东风业大读书时有件事在学校影响大，那年高考规定没有大学文凭也可以参加研究生考试，有个学外语的女同学参加高考，被录取为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在学校引起了轰动。

长沙东风业余大学那栋老楼现在还在，叫南台大厦，原来昏暗斑驳的教室已被装修一新，大楼里还在办教育，里面有美术，艺术、文化补习几所民办学校，顶层是燕子岭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看起来，这栋楼还在延续着民办教育的功能和使命。

劳动广场东北角东风业余大学旧址图源/蔡健

两届电大两个专业同时读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是我读的第二所大学，1982年初夏考试录取后，于1982年7月入学。学校租用了人民中路和韶山北路交叉路口东北角育英小学的教室上课，因为我们这届学生都不脱产，一般都安排在晚上和周末上课。学制为三年，从1982年7月入学到1985年7月毕业，因偏爱文科，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证曾丢失，后来2001年又补办了。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籍卡图源/蔡健

那时我已经调长沙铁路分局机关工作了，边上班边读电大，读东风业大和电大我都没有和单位讲过。

第二年，长铁分局要求分局机关和下属站段领导愿意考电大读经营管理专业的报名，当时报名的有40多人，包括岳阳、株洲、娄底的站段领导都有报名，分局规定前5名可以读电大，我也报了名，成绩是第一名，这也归功于前几年读的书多。

后来听人说，分局党委讨论，因为我有中专文凭、年纪轻，如果考试成绩是第二名以下就不在脱厂读书之列，后来考了第一名，只好让我脱厂读书了。这样，从第二年开始我脱产读电大，而且是两届电大两个专业同时读。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我放弃了继续读电大经营管理专业，回单位上班了。

铁路分局读电大同学合影，曾鹏飞（长铁办公室主任，曾任省企业家协会秘书长）、杨志学（长铁分局行政科长）、张科全（分局组织部干部，曾任长石铁路组织部部长）、作者。图源/蔡健

当年电大是开放式的学校，没有固定教室，分系统在条件好的单位设班。我们铁路5个学生分到省直电大工作站，省外贸厅出的教室，有省外贸、省供销社、铁路、省农资公司等单位学生30多人。现在，那个曾经上课的教室是省商务厅的食堂。

电大三年课程还蛮多，一共22门课，10门必修课，除了古汉语、现代汉语、古现代文学等，还有中国通史、中共党史和中外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及哲学；12门选修课我放弃了8门，只选了中国当代文学、应用写作、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除逻辑学补考过一次，其他刚及格。每次考完对分，同学们都说“60分万岁”，能及格已经满足了。

在教育方面先天不足同学们，浸泡在知识的海洋里如饥似渴地学习，如荒漠中寻到水源，黑暗里找到晨曦。省供销社有位同学走路都在背书，一次不小心碰到电线杆，忙说“对不起”，引起路人哄堂大笑。吃苦读书干什么？不知道，只知道不读书肯定后悔。

湖南电视大学毕业证图源/蔡健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1979年创办，有75个专业，涵盖10个学科门类，2020年正式更名为湖南开放大学。现在的湖南开放大学在长沙市芙蓉南路，校园占地面积17.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9.45万平方米，有宽大明亮的教室，有“省园林式单位”校园，让我们这些老学员羡慕不已。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学同学聚会，我们发现有一半人在读电大，还有的在读职大，函大、党校。姚平同学还读完了研究生，大家真的很不容易。那时读书的目的很纯，提升自己，努力工作。那代人感情当时都是纯朴的，亲情、友情、爱情纯净得像岳麓山的清泉，清沏甘怡。

长沙记忆群的周卫星群聊时说：“那时候职大、业大、电大、夜大、函大，简称‘五大’的学生，都是要把‘四人帮’损失的时间抢回来的人。”的确如此，那个年代的人公而忘私，奋力提升自己，目的是为了更加出色地完成工作，在人生中不留遗憾。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成为很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的常态，读书上发狠，工作上也很努力，我也曾多次获得先进生产者和铁路局安全奖，这是相当于省级的奖励。

电大毕业后，我虽已经成家添口，但还是想继续深造，于是去考中南工业大学的研究生。那时学校已经放寒假，要感谢当年一同考试的一个朋友，他爱人是中南工大的老师，找学校给安排了一间学生宿舍。我向单位请了假，穿着军大衣捂着被子在学校复习了20天，经过考试被学校录取。录取通知书是一张白色的纸片，印制很普通，姓名、专业是用钢笔填写的。

可惜当时我因调外地工作，没有如愿去读研究生，当年的录取通知书也遗失了，至今仍感遗憾。现在中南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印制就漂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