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缙云寺丨迦叶道场，光耀一时的佛学重镇

来源：江南官网app下载时间：2024-01-07

缙云山雄峙重庆北碚区嘉陵江温塘峡畔，向来是川东名胜，山有九峰，各有胜景。山上树木茂盛，山间云雾缭绕，早晚霞云，姹紫嫣红，磅礴郁积，气象万千。古人称“赤多白少”为“缙”，故名缙云山。《缙云志》中记载：“缙云山出于禹别九州之前，曾是黄帝合药炼丹之地。”《方舆胜览》中称缙云山为巴山。

缙云山顶，狮子峰下，有一座古朴、幽静的寺院，苍松翠柏间的翘角飞檐写满了厚重的文化记忆——这便是缙云寺。

与一般古寺不同，缙云寺虽建寺历史悠久，且为中国唯一供奉迦叶古佛的寺院，但其独特之处却不在此，而是因为曾经短暂存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所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彼时缙云寺精英汇聚，名流云集，虽地处西南深山之中，却成为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重镇，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全国唯一的迦叶道场

追述缙云寺的兴废，多据《缙云山志》记载，南朝刘宋景平元年（423）由僧人慈应开山建寺，至唐高祖时题名“禅真宫”，唐宣宗时赐寺额“相思寺”，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敕赐为“崇教寺”，同时缙云寺下院温泉寺被赐“崇胜禅院”，可见缙云山、缙云寺在唐宋时期“已称盛矣”。

进入明代，永乐五年（1407）成祖敕谕“缙云胜景”，正统八年（1443）由永灯大师“大修廊庑”，天顺六年（1462年）英宗赐额“崇教寺”，万历二年（1574），神宗敕赐寺庙为“迦叶道场”。明万历三十年（1602）改建为缙云寺。寺院在明末遭兵燹，殿宇皆为灰烬，康熙二十二年（1683），破空和尚重修大雄宝殿及经楼、佛像，其后雍正、乾隆、道光年间有续修增建，如今殿宇都是清代遗存。

从北碚上山访缙云寺，寺前有座石照壁，青石浮雕，正中为芭蕉麒麟图，也有人称之为“猪化龙浮雕”，左右各有菱花图案。

其下中为一对青狮，左右为各有一象，整个图案古朴雅致，据专家考证称此照壁为晚唐时造，不知是否为唐时寺院中旧物。

石照壁往上有台阶，中间一座高大的石牌坊，跨登山路而建，四柱三间三楼式。阳面正上匾嵌“圣旨”二字，正下匾为“迦叶道场”四字，旁有立石时间，知为明万历三十年所建。阴面匾额则有“敕谕”和“缙云胜境”字样。

石牌坊明间大额坊上置五个坐斗，次间均置两个坐斗，坐斗上浅浮雕一斗三升，上有菱角牙子叠涩，承托单檐庑殿石顶。

牌坊阴阳两面、明间次间雕饰并不对称，人物、花卉、瑞兽刻画精彩生动，坊前有一对石雕青狮，两旁分列，虎视眈眈。整个牌坊保存完整，确属明代石牌坊中的精品。

牌坊兼作山门，沿台阶往上，则是天王殿，左右分置钟楼鼓楼，似为近年来新建。天王殿仍在整修，脊刹上有“缙云”、“一品状元”字样，颇有趣。

穿过天王殿即是正殿，正殿为五开间，重檐歇山顶，脊刹为多节葫芦状下有五人，不知为谁，左右置双龙，龙背上各有一僧人，双手张开，脚踏祥云。

正殿前左右各有一碑亭，内置蟠龙碑，两碑皆剥蚀严重，左侧一碑碑文已漫磨难识，右侧一碑篆额勉强辨识为“敕赐崇教寺记”，正是明英宗天顺六年赐额时所立。

到访时，正殿中有法事，未入内。大殿正中为迦叶古佛，左为大梵天，代表欲界法相，右为帝释天，代表色界法相，均为康熙年间塑像，上书匾额为“昙花蔼瑞”。

迦叶佛为过去七佛中之第六佛，现在贤劫千佛之第三佛，为释迦牟尼佛之因地本师。据说迦叶古佛曾在缙云山跏趺修行过，明神宗敕赐“迦叶道场”称号，缙云寺也成为国内唯一的迦叶道场。

光耀一时的汉藏教理院

时间回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华大地上，正发生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东方与西方，新思想与旧思想之间的碰撞，一如军阀割据般混乱不堪，冲击着所有国民的精神世界。而原本与中国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传承了两千多年的汉传佛教，似乎进入了垂垂暮年，在变化越来越快的社会当中蹒跚举步。佛教的革新已经迫在眉睫，而在这动荡的时代当中，位于重庆北碚的缙云寺，因汉藏教理院的设立一度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这所著名的佛学院是由民国四大高僧之一太虚大师所发起筹建的。

▲缙云寺所立太虚大师铜像

作为民国佛教复兴运动的先驱，太虚大师一生致力于中国佛教的革新运动，主张改革僧制，提倡人间佛教。而这一革新的重要环节之一，是要为佛教培养大批优秀的僧才，于是太虚便有了建设“世界佛学苑”的理念。为了这一理念，大虚先后创办了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等影响深远的佛教学院。汉藏教理院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

1930年秋，太虚法师“游化入川”。因为得知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四川军阀刘湘为了缓解汉藏纷争，令川东各地佛教会派选僧侣入藏弘法，“以备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

法师借此机会建议刘湘，在重庆创立一所汉藏佛学院，“聘请汉藏讲师，招收汉藏青年而教之。”

经过近两年的筹备，1932年8月，汉藏教理院正式于重庆缙云山缙云寺成立，成为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第—座汉藏并设、显密兼习的新型佛学院。太虚任院长，何北衡任院护，一批名流任院董，刘文辉任名誉董事长，刘湘任名誉院长。教师大都是全国知名学院毕业的僧侣，或是从医学、农业、法律等科技大专院校毕业的。学生是由全川各寺庙遴选的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僧人，也有少数在家的信徒。学院分专修科和普通科，专修科学制两年，普通科学制四年，课程以藏文、佛学为主，兼授历史、地理、法律、农业、伦理、卫生等学科。

汉藏教理院的开办其实有着更深刻的政治背景，这从该院于1935年给刘湘的公函和1936年报送四川省政府的呈文中，可以有所了解。公函中阐述汉藏教理院是“为沟通汉藏文化，团结汉藏精神，巩固西陲边防，保全中国领土”而兴办的。呈文中则叙述得更为具体：“鉴于康藏地大物博，矿产尤富，英人垂涎，已非一日，侵略计划，无微不至。如因循坐视，势必被其攫取，则西陲藩篱撤而危及内地矣，后患何堪设想！亟应汉藏团结一致，使英人无隙可乘。第自清末，革除达赖封号以来，迄无宁日，今欲化除隔阂，恢复旧好，联成一气，不为外人所利用，则非从沟通文化入手，绝难收效。”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因要躲避日军轰炸，大批军政人士和文化名流避到郊区，北碚成为“小陪都”，缙云山也成为朝野名流必游之地，到汉藏教理院参观、演讲的名人也络绎不绝。l937年底，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缙云寺礼佛，并为教理院题词：“华藏总持”，此碑仍然见存。

1947年3月17日，太虚大师在上海玉佛寺病逝。汉藏教理院师生闻讯后举行追悼会，并在缙云寺附近的松林中辟地修建了太虚塔，以作纪念。

1950年汉藏教理院停办，缙云寺又重归寂静，这段历史也少有人提起。

在近二十年的发展史上，汉藏教理院促进了汉藏文文化交流，培养了一大批佛教人才，发表了一大批至今仍具影响力的学术著述；兴办了小学中学和工人夜校；筑路垦荒、整理森林……总之，在那一段特殊的历史岁月中，汉藏教理院虽地处西南，但却因缘际会，在近代佛教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温泉寺摩崖石刻

缙云山上古刹众多，缙云寺外，另有温泉寺，自宋以来就作为缙云寺下院。乾隆《巴县志》云：“宝峰山温泉，祥里一甲，县西北一百里，在青木关宝峰山上，有宝峰寺，亦名温泉寺。侍读学士江朝宗有碑。”碑未见，志书中有《重修宝峰山温泉寺记》，可知此寺为宋元丰间初建，明宣德壬子年（1432）重建。

温泉寺北濒嘉陵江，南倚缙云山，又是温泉所在，周遭环境清幽，民国时即成为浏览胜地，抗战时民国教育部便在寺中办公。只是此行来时，寺院正在全面整修各殿宇，只能到石刻园中看摩崖石刻。

温泉寺左后侧山麓有多尊摩崖罗汉，像分多处，罗汉身边还有动物石刻。造像原为宋代所刻，但在明代山岩崩塌，造像塌倒于林丛中。抗战期间郭沫若曾予考证，1957年建长廊加以保护，数年后郭沫若再游北泉时写诗称赞“罗汉有新家”。但文革期间罗汉头像皆被毁坏，80年代又由公园仿旧重刻，罗汉得以再生，但已非昔日真容，特别是头像雕刻拙劣，且与身体很不协调，给人一种怪异感。